单位邻桌汤姆大叔提到过，但凡别人推荐给他的书，他一定会读。这对我触动很大，可能自己在读书方面有些清高吧，总觉得周围的人喜欢的书并不能达到我想要的哲学思想高度。但我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经历所打造的世界里；眼睛是具有聚焦特质的凸面镜，目光所及之处，视野愈见狭隘。认真跟别人交流，认真阅读别人推荐的书，何尝不是一种开拓视野的经历呢？这本《Thinking, Fast and Slow》是公司举办的一场职业发展座谈会上一位Senior manager推荐的。作者Daniel Kahneman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书总结了他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研究成果。
初读此书，惊讶于它与CFA三级考试的behavioural finance部分重叠如此之多；更确切地说，CFA考试借鉴了不少Daniel的研究成果。但我在这书中获得的，更多是人们在认知和做决定时行为偏差的起因，从大脑神经学、心理学乃至哲学上。
Two systems
佛家分支很多，然大体之倾向，则在于说明"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净"，所谓外界，乃系吾人之心所现，虚妄不实。道家倒没如此悲观，虽承认个人看不清这个世界的真相，但只要心大，“藏天下于天地”，或者如同苏东坡所建议的远离一步，还是能接近世界的真相。Daniel用西方科学典型的系统化研究方式列出了人在认知世界所具有的偏差，包括availability bias, representativeness bias, anchoring bias之类，并且因为信息的偏差所导致的“非理性决定”偏差。
从基础上来说，人们受大脑的两个系统指挥： 系统I是自发运作的，几乎不需要注意力，也不受制于控制力；它是直觉、偏好和信念的支配者 系统II需要注意力和判断力，完成一些复杂的数学运算、逻辑分析之类
书中列出几个例子以方便我们理解系统I和、II间的区别： | 系统I | 系统II| |----------|------------| |下意识看向突然发音的源头|专注于嘈杂房间里某一个人的讲话| |完成句子"面包和..."|计算a这个字母在一页文字中数量| |判断一个物体的远近|维持比平时更快的走路速度|
系统I无时无刻不在运作，我们甚至感受不到这一点。结识新朋友时对他的第一印象，有时精准的第六感，眼前似曾相识的路，这都是系统I在不断验证记忆的活动。Daniel称它为cognitive ease，在神经科学中叫做processing fluency，系统I是在重复过程中通过不断验证自己来建立直觉（竟有些叔本华意志说的意味）。诚然，这种直觉在判别对方敌意、对危险信号飞快做出反应时很有效；然而系统I经常会做些僭越之事，而且往往通过替换问题的方式。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情况，比方说对从未去过的地方似曾相识，这便是直觉已过去经历（相同问题）来替代目前街道（目标问题）的表现。系统II可以纠正系统I的偏差，但是它所要求的脑力劳动太过于耗能，人类的原始生存也不需要处理在当今社会中的复杂社会关系产生的认知偏差。这一快一慢之节奏，加之本身接收的信息并非全部完整，所以系统II便任由系统I编织故事，甚至助纣为虐，让自己去相信这个幻觉。
系统I编织的故事中还包括我们的世界观。被因果论控制的我们遇事后总会去思考这事情的前因后果。其实这并没有错，但我们往往会找一个“make sense”的解释便以为万事大吉。分居两地的情侣感情出现危机，我们给予的简单粗暴的解释是“异地”，并暗暗决定以后坚决不谈异地恋；2016年Brexit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我们便下结论这是由于民粹主义崛起。大众不满是一个主因，但有多少人分析过，外部经济的不景气、政府职能机构对budget的不充分利用，Cameron政治宣传的疏忽诸如此类的因素，难道不也值得细细思量么？所以当Trump上台后，系统I便自我验证民粹主义再次发威，那时全世界报纸populism的分析顿时铺天盖地。神经过敏者如我，还去把2016年二战前德国民粹、西班牙的内战给联系起来，并暗自又多买了一些黄金。两年后的现在看待当时，人们下结论时确实有些武断。很多变化都是缓慢持久的，也需要系统II进行缓慢但持久的分析。
Associative memory
如果从因果关系上说，这个世界是复杂的，结果未必有理得清的因；那么从彼此相关性上来讲，这个世界也是简单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看下面两个词
上帝掷骰子
我的身体由无数细胞组成，每个细胞又可以细分成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一些功能性结构，细胞这些结构进一步拆分成各种原子，原子再进一步可分成原子核和电子。那么电子是什么呢？虽然绕原子核运动，电子可不是类似行星的球体，它们是像云雾一样的东西，是概率。只有检测它时，它才变成一个“球体”，有固定的质量，但下一秒中，它又会消失不见，人们根本无法预测它的轨迹。这是量子论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越来越感觉，基本粒子的这种概率法则也是这个人世间的运行法则。
有人说历史是偶然的，比如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所捕捉的时代人物转折瞬间和因这种偶然性导致的历史转向；有人说历史是必然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赞叹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淳朴和坚毅打败拿破仑的不合理侵略，而非亚历山大或者库伦佐夫几个英雄可以左右。黑格尔也说历史是合理的，现实也是合理的，不管在我们眼里一些事情有多么荒谬。我的日常工作就是从数据中捕捉这种合理性，建立统计模型以预测未来趋势。可是，这种工作是建立在历史的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正如每一个物质都是有概率云组成，我们拿什么来证明，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人类所有的历史，不是在上帝所创造的大法则中的某一个可能性呢？如果统计模型的calibration是基于这种“片面”的可能性实现之上，它在预测之时又能如何摆脱根深蒂固的狭隘性？诚然，大数定理可以消除一定的历史随机性，但接下来的世界发展，也仅是一种可能性呀。
更有甚者，人类处理信息本身是有偏差的，Daniel主要讨论了availability bias, anchoring bias, representativeness bias。举例说明，媒体之上各种高大上的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在预测下一年形势时，或过多考虑最近几年的大事件影响（avaiiability bias），或把最近的股市惨淡太当回事（anchoring bias），或太在乎某个行业或者国家的特殊性忽略base rate（representativeness bias, 比如说金价上升金矿行业的效益会增加，但其实它忽略了对整体大环境的分析）。这些偏差都会影响直觉，而一般人下判断时会有多少人会反过来对自己的直觉产生质疑？
疲惫的历史引力
唐诺在《眼前》写到，人类历史尤其是其每一次的胜负结局，总是平庸的。盖世英雄不一定能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也只不过是泛泛之辈。世人常说，乱世出英雄；太平盛世，集体的偏好过于明确，容不下"异类"；混乱动荡之时，社会迎来久违的自由（至少从精神层面），残酷赤裸的角逐随之而来，只有凭借某些机遇，ad hoc的英雄人物才得以凸显。辅佐齐桓公的管仲绝不是春秋时代最厉害的人，他只是幸运遇到了鲍叔，在管仲站错队后替他向公子小白求情；楚国的石乞就没有如此好运，功败垂成的下场是被烹杀。试想若是石乞在朝也有宽宏之人帮他求情，那么楚国是不是会直接一统天下，战国时期就此被跳过呢？
杂志Edge的主编John Brockman邀请一些科学家写下最喜欢的公式，Daniel提供了他自己的：
成功 = 才能 + 好运
巨大成功 = 多一点的才能 + 多很多的好运
好吧，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必苛责自己，不走运就是不走运，历史是随机的，想用自己微薄的才能去赌一把并没有错，古人说“三分人事，七分天命”，之后结局如何，就看造化吧。Angus Maddison是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经济学家，在他的书中对两千多年人类经济史写得洋洋洒洒，但只预测一年的未来经济走势。人类的能力太微弱了，或者说，我们每个人的世界里面，没有真相。作为一位红酒爱好者，我很想最后分享一下书中的一个例子：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Orley Ashenfelter钟爱波尔多红酒，他想预测下一年几个不同酒庄红酒价格。他的方法是把关于今年气温、降雨量，虫害的信息整理起来做一下简单平均（连加权重都没有），预测出的结果竟比各路顶级专家经过品尝后的鉴定都准确。有法国报纸讽刺说，Ashenfelter在做一件没看过电影就给这个电影评分的蠢事；然而，看过了又如何呢？连加权都没有的统计关系，竟比从历史数据分析出来的完美权重公式都准确，也比顶级的专家鉴定值得信赖，这历史，这人生真是一个玩笑啊。